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中国经济结构失衡问题的分析与思考

■　项俊波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增长进入了快车道，但受经济发展模式和经济改革滞后等因素的影响，结构失衡问题呈现出加剧的趋势，并且已经引起了各方的高度重视。在基于结构经济学理论和方法分析研究的基础上，本文试图创造性地构建经济结构失衡测度体系，并对中国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经济结构失衡程度进行测度。2016年高级统计师考试评审指导微信346401794（QQ同号）、高级统计师历年真题、大纲、报名时间、培训、高级统计师实务教程、考试电子书、考试题库、高级统计师案例分析
　　
　　一、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测度指标体系的构建

指标体系的构建是经济结构失衡测度的首要环节和核心内容。也是定性分析和定量分析的结合点，是进行定量测度的基本工具。我们对经济结构失衡测度分类的理论基础是国民核算账户体系(sNA，Sys-tern of National Account)。SNA理论强调“生产、分配和使用”的三面平衡，它包括了国内生产总值账户、投入产出账户、资金流量账户、国际收支账户和资产负债账户等五大核算账户。据此，可以将经济结构区分成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同时，中国是一个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区域经济结构也是经济结构的一个重要方面。由此，我们构建的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测度包括产业结构、投资消费结构、金融结构、国际收支结构和区域经济结构五大方面。五大经济结构是相互联系的，当某一结构出现失衡并不断加剧时，势必会传导、诱发或放大其他经济结构的失衡。
　　通过测度指标的初选和评估比较，我们得到了若干组测度指标，这些指标涉及经济结构失衡测度的各个方面，形成了经济结构失衡评判的基本依据。为此，我们再根据指标选择的代表性、独立性、国际可比性和数据可获得性的要求，对初步筛选的指标体系进行比较，最终确定了21个指标作为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指标，如表1所示。●
　　二、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的计算
　　根据统计测度的基本原理，在确定测度指标体系之后，需要对测度指标值进行评估，而评估的方法通常是采取打分的形式。在得到测度指标的评分后，我们就可以根据一定的方法得到经济结构失衡的综合指数。
　　
　　(一)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测度指标的评分
　　在经济结构失衡指数的计算中，由于各测度指标值之间不可比，即具有不可公度性，因而不能直接进行计算。这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各指标度量单位不一致，经济含义不相同，无法直接进行综合：二是各测度指标属性不一致。指标属性可分为正指标、逆指标和适度指标三类。在选择测度指标时，一般选择正指标或逆指标，而不是选择适度指标。在得到各测度指标的数值后，需要通过某种变换消除指标量纲后，各指标值方可直接加总，形成综合指数。可见，测度指标的评分需要将测度指标值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即将指标值根据确定的评分标准变换成一个抽象的评分值。在社会经济测度中，指标值的评分方法有多种，而指标评分包括了评分等级划分、评分区间确定及指标评分三个过程。
　　1、测度指标评分等级的确定
　　不同的测度指标具有不同的经济内涵，其指标值之间是不可比的，但不同的指标值通常能反映某一领域经济运行所处的状态，即是否超出了经济运行的正常区间。从这个角度来说，不同的测度指标值在反映某一经济领域结构的失衡程度上是具有共同属性的。根据测度指标值与适度区间的偏离度，本文对经济结构失衡测度的评分采取五等分法，即将指标值分成五个区间，分别对应1分、2分、3分、4分和5分，其对应的经济结构类型分别是：正常、轻度失衡、中度失衡、重度失衡及潜在危机，即评分值越高，失衡程度越高。
　　2、测度区间临界值的确定标准
　　在五等级划分中，最重要的是正常区间和潜在危机区间的确定，在确定这两个区间之后，其他区间的上限和下限可以根据该指标值的数据分布特征来确定。正常区间和潜在危机区间的划分标准主要考虑如下三个因素：第一，根据基础理论来确定。例如，根据通货膨胀理论，通胀率在3％以内属于正常区间，而通胀率大于10％，被视为是奔腾型通货膨胀。有可能出现金融或经济危机，据此可以将其界定为潜在危机区间的下限；第二，根据国际经验来确定。例如，国际上一般认为基尼系数超过0.45时，表示收入分配差距非常悬殊。可以将其视为潜在危机区间的下限；第三，根据中国经济运行的实际情况来判断。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同时，还要充分考虑中国的实际情况，根据测度指标值的变化情况来确定正常和潜在危机区间的临界点。如对市盈率的评价，目前美国、英国、韩国、中国香港等成熟市场的市盈率大约在10～20倍的区间内波动。日本和印度市场的平均市盈率在23～25倍的区间内，考虑我国股票市场处于发展期，且存在一定的成长溢价，将我国股票市场市盈率正常区间设定在30倍以下，超过45倍则属于潜在危机区间。
　　在确定测度指标正常区间和潜在危机区间之后，再根据指标值的数据分布特征来确定轻度失衡、中度失衡和重度失衡的区间。如果数据分布比较均匀，可以采取等距原则来确定上述三个区间，如果数据分布呈偏态分布，则可以采取不等距原则来确定中间区间的临界点。根据上述评分的原则，我们逐一对各项测度指标的评分区间进行了反复研究和论证，最终确定了各测度指标的评分标准。
　　
　　(二)1992～2007年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测度结果
　　在确定测度指标的评分标准后，需要构建指数模型进行计算，由此得到五大因素失衡的分类指数和总体的失衡指数。
　　1、经济结构失衡指数的计算方法
　　社会经济现象的综合评价方法包括综合计分法、综合指数法、标准化处理方法、功效系数法等等。本文采用综合指数法来测度经济结构失衡的程度。经济结构失衡综合指数是将各测度的评分值进行综合平均的过程。它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将每一类因素的各指标评分值进行平均。得到各因素的失衡指数；第二阶段是将五个测度因素的指数值进行平均，得到总体的失衡指数。类似于国际上许多重要指数的计算，对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的测算，我们也采取简单算术平均的方法。
　　2、各测度指标评分
　　按照上述测度指标的评分标准，对经济结构失衡指标体系五大因素21个测度指标进行评分，可以得到不同年份各指标的评分值。这些测度指标的评分呈现如下基本特征：
　　第一，处在正常区间的指标较少。绝大多数指标长期处于失衡的状态，只有部分指标在少数年份处于正常区间，这说明当前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是一种全面的失衡，而非局部的失衡。例如，私营企业贷款占有率、省际间人均GDP极值比等指标的评分结果大多数年份处于潜在危机区间。
　　第二，各指标间的评分差异性较大。1992，2007年，指标值平均得分在2以下的指标有1个，得分在(2，3)间的指标有10个，得分在(3，4)之间的指标有3个，得分在4以上的指标有7个。
　　第三。从指标评分的变化趋势看，1992～2007年间大多数指标失衡程度呈恶化趋势。例如，衡量国际收支结构失衡程度的三个指标在中国加入WTO前，基本处于正常状态，而2007年三个指标全部进入潜在危机区间。与此同时，仅有个别指标的评分出现好转。如不良贷款率、农业财政支出与农业GDP之比。
　　3、各测度因素的评分值
　　在各个测度指标评分的基础上，对五个因素的测度指标得分进行简单算术平均，得到五个因素的分类指数，然后再对五大领域结构指数进行简单算术平均，得到综合失衡指数。根据简单算术平均方法，可得到各因素的失衡指数，如表2所示。●
　　从表2可以看出，经济结构中各个领域的失衡程度是不平衡的，各领域的结构失衡指数及变动趋势存在较大差异：第一，产业结构失衡长期处于中度失衡水平。长期以来，中国实行粗放型的经济发展模式，使得产业结构失衡指数一直在3～4之间徘徊。近年来，政府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力度，选择了纺织、煤炭、建材、钢铁、汽车和石化等结构性矛盾比较突出的行业，作为产业结构调整的重点，从增量和存量两方面着手，产业结构失衡程度有所下降。第二，投资消费结构失衡程度总体上不断加重。我国投资增速波动较大，但固定资产投资迅猛增长，增量资本产出率(ICOR)急剧提高，投资拉动型经济增长十分明显，居民消费需求持续低位运行，投资消费失衡程度呈扩大趋势。第三，金融结构失衡具有较大的波动性。近年来，我国金融改革步伐加快，资本市场在培育中逐步规范和完善，金融结构失衡指数有所下降。但各指标的评分值波动很大，个别指标在近年的失衡程度很高，如私营企业贷款占有率一直处于潜在危机区间。另外，受通货膨胀和资本市场波动等因素的影响，金融结构的变化还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第四，国际收支结构快速演变为重度失衡状态。在20世纪90年代，我国国际收支结构失衡指数在l左右，而2000年以后该指数急剧上升，2007年达到最高值5.00，并且还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其主要原因是经常项目顺差急剧增加和资本项下的短期外债的快速增长。第五，区域结构失衡程度在中度和重度之间徘徊。在我国区域非均衡发展战略的导向下，具有先天区位优势的东部沿海地区经济得到了迅猛增长，但发达地区的辐射联动效应有限，加大了区域之间的差距，同时城乡差距也在扩大，基尼系数达到国际警戒线以上。
　　4、经济结构总体失衡指数的计算
　　根据各因素的失衡指数，我们用简单算术平均的方法就可以得到经济结构总体失衡指数，计算结果如表3所示。●
　　从表3可以看出，伴随着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指数从1992年的2.42增加到2007年的4.02，经济结构总体上由中度失衡转向重度失衡。这一结果表明中国经济结构失衡已经到了非常紧迫的时刻。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测度结果可以从国际权威的分析和研究中得到有力的佐证。世界银行2007年12月发布的《中国经济季报》明确指出中国经济的关键性挑战仍然是重新平衡经济；OECD在《中国经济调查》报告中也对中国经济快速增长与结构失衡进行了深度分析；摩根斯坦利的特别经济研究报告指出了中国经济治理结构失衡的重要意义和基本内容；美国麻省理工学院经济系教授奥利弗一布兰查德(Oliver Blanehard)的研究表明，中国宏观经济失衡正在不断扩大。
　　
　　三、中国经济“失衡并增长”现象的剖析
　　
　　通过上面的分析可以看出，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结构失衡日益加剧，但同时经济增长一直在高位运行。这种看似悖论的现象，我们姑且称之为“失衡并增长”现象，即在社会、经济和资源环境风险可承受的范围内，经济结构失衡和经济快速增长在一定时期内并存。以下让我们从中国经济“失衡并增长”的综合表现、形成逻辑及存在隐患三个方面对这一现象进行剖析。
　　
　　(一)中国经济“失衡并增长”的综合表现
　　“失衡并增长”的综合表现是指经济结构失衡条件下的经济增长与宏观经济其他目标之间的不协调，包括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国际收支平衡、价格稳定以及人民群众生活水平提高等之间的内在矛盾，主要体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1、“高增长、低就业”问题日趋严重
　　从理论上说，经济增长是扩大就业的有效途径。但是中国的实际情况却是经济增长与扩大就业日趋脱节，就业增长落后于经济增长。经济结构失衡对就业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经济结构失衡影响就业总量，当经济结构出现失衡时，就会导致经济增长不协调、不稳定和不可持续，进而会导致就业总量不稳定；二是经济结构失衡导致就业结构失衡。例如，三次产业结构不合理、区域产业结构不合理以及城乡发展不平衡等产业结构失衡情况的存在，会阻碍劳动力的合理流动，不利于劳动力在三次产业之间的分配。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就业弹性一直处于下降的过程，2007年就业弹性为0.07，而发展中国家的平均就业弹性大约是0.3～0.4，可见中国的“高增长、低就业”现象需要引起高度的重视。
　　2、“重外需、轻内需”问题显著增强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外需不断得到加强，而内需没有得到同步的发展。一方面在出口导向型战略下，出口迅速增长，从1992年的849.4亿美元增加到2007年的12180.1亿美元，增长超过13倍，年均增长19.4％，远高于GDP增长速度。另一方面，受收入分配差距扩大及“重投资、轻消费”观念和体制的影响，投资消费结构严重失衡，国内消费市场一直处于低迷状态。1992～2007年社会零售产品销售总额从1.1万亿元增加到8.9万亿元，大约增长了7倍，年均增长15.0％，较同期出口年均增长率低4.8个百分点。可见，外需迅速走强的同时，内需却在抑制之中。强劲外需与低迷内需之间的失衡将加大国民经济的对外依赖性，导致中国外贸依存度从1992年的34％上升到2007年的64％。国际经验和教训早已表明。高度依赖外需的经济增长方式难以实现国内经济结构的优化，同时会加大国际间经济与政治的摩擦，所以失衡的内外需求结构亟须纠正。
　　3、“财政强、保障弱”问题不断突出
　　改革和发展的根本目标是人民群众安居乐业、价格稳定和社会福利逐步改善。然而，由于收入分配结构的不合理、区域经济结构失衡、国际收支结构失衡及金融结构与实体经济结构的匹配失衡等多方面的作用，在综合国力迅速壮大的同时，民生的改善速度却落后于经济增长的速度。一方面，国家财政实力在不断增强。2007年全国财政收入5.13万亿元，是1992年的14.7倍，年均增速高达19.6％，占GDP的比重从12.9％提高到了17.9％。其中，税收收入45613亿元，是1992年的13.8倍，年均增长20.1％。另一方面，民生中多种矛盾突出，尤其是社会保障体系还不健全，社会保险覆盖面仍然偏小，特别是广大的农村劳动者几乎都没有养老保险，1亿多丧失劳动能力的农村老人没有社会化的养老保障。“财政强、保障弱”是与经济发展目标背道而驰的，长期发展下去就会积累很多社会风险。
　　
　　(二)中国经济“失衡并增长”的逻辑分析
　　从形式上看，中国经济“失衡并增长”是一个悖论，但其背后体现了复杂而特殊的形成机制。根据结构经济学的相关理论，主要体现为经济结构演进的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之间的失衡。20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的动力机制一直比较强劲，但平衡机制有所弱化。与此同时，改革开放以来，政府也在不断矫正经济运行过程的结构性失衡，通过多种途径提高承担风险的能力。
　　1、改革开放和工业化加速促进了经济较快增长
　　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得益于两个基本方面：一方面，依托改革开放的制度创新释放了巨大的生产力。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制度创新经历了不同的阶段，每一个阶段都涌现出许多新的经济增长点，持续拉动了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另一方面，中国处于特定的工业化上升阶段。工业化上升阶段是推动一国经济加速增长的有利条件。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增长表现出了工业化引导的强烈趋势。本世纪以来，由于汽车、住宅和基础设施建设等最终需求的强劲增长带动了对钢铁、机械、建材和化工等中间产品需求的迅猛增长，而中间产品需求的大幅度增长又引起了对煤炭、石油及电力等能源需求的大幅度增长，从而形成了一批集成资本与技术、推动经济快速增长的主导产业群，持续拉动经济的增长。
　　2、增长方式和分配方式的不合理加剧了经济结构的失衡
　　资源人均份额少、生态环境脆弱是中国资源和环境的基本特点。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应该走一条资源节约型的发展道路，但实际上走的却是一条粗放型经济增长之路，主要依靠生产要素的量的扩张来实现经济的快速增长，有相当部分是以资源超载与环境超标为代价而取得的。对自然资源掠夺式的开采利用，不仅加速了资源的枯竭速度，而且加剧了环境的破坏。同时，投资率长期过高，分配向资本倾斜，造成劳动分配比例的偏低，导致了第三产业增长的滞后，影响了产业结构的优化和升级，最终影响了宏观经济总体增长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如果不改变目前这种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将使得我国的资源环境难以实现可持续发展，民生问题也难以解决，经济结构协调演进的基础将遭到损害，势必会加剧经济结构的失衡。
　　3、经济结构失衡风险仍在可控制范围之内
　　在改革开放过程中，国家和社会各阶层承受失衡的能力有所提高，具体体现在如下两个主要方面：一是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化，人们对改革的意识和预期不断增强，对改革中出现的收入分配差距失衡、民生问题等虽然有所抱怨。但随着政府在这方面的不断矫正，社会各阶层总体上对改革持支持的态度和期待心理：二是中国的基本政治经济制度和二元结构对抑制失衡风险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中国的基本政治和经济制度，有利于国家加强宏观调控和管理，也能及时处置和化解经济和金融风险，有效制止风险的大面积扩散，从而相对提高了失衡的承受能力。另外，中国的二元经济结构比较明显，虽然城乡差距和地区差距仍然较大，但近年来，国家对西部地区和农村地区的支持在强化。这部分地区绝对收入水平增长较快，社会经济矛盾仍在可控的范围之内。
　　
　　(三)中国经济“失衡并增长”的潜在风险
　　经济结构失衡使得经济系统各个要素之间以及经济系统与其他系统之间出现了不协调的状况，加大了经济系统运行的不确定性，这种不确定性表现为经济发展潜在的风险，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金融风险的积累干扰了国民经济的正常运行
　　20世纪90年代金融体制改革以来，我国已经建立起了初步现代化的金融体系，但金融体制改革仍然滞后于实体经济体制的改革。近年来出现的货币流动性过剩等问题，表明我国经济和金融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不少风险。主要包括：第一，短期偿债风险较高。由于内外资政策差异及贸易大幅顺差等原因，外资流入过多，导致短期外债的比重较高，形成了较大的偿债风险：第二，银行风险不可低估。我国以银行为主的间接金融比重过大，使得风险高度集中于银行，由于产业结构的失衡，银行信贷资源配置存在错位，推动相当一部分能耗高、效率低、粗放式企业大量扩张，增量资本产出率过高，投资效率低下，信贷风险较高；第三，资产价格虚高。受流动性过剩等多种因素影响，过去一段时期内我国房价、股票两大资产价格虚高，资产价格泡沫不断膨胀。从国际经济金融危机的经验教训来看，现代经济危机往往直接表现为金融危机，而结构失衡已经成为危机的主要根源。我国金融风险的积累，会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经济增长的微观基础，并使金融调控变得更加困难。
　　
　　2、资源环境的恶化降低了经济产出的有效性
　　
　　产业结构的重工业化是现阶段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经济高速增长过程中对资源的过度消耗和不合理使用，导致煤炭、钢铁、石油等重要资源供应紧张，耕地资源保护面临极大的挑战。目前，我国国内生产总值只占全世界的4％左右，但原煤、钢材、水泥的消耗量分别占全世界消耗量的31％、30％和40％，石油、铁矿石的进口依存度分别达到40％、60％以上，主要污染物排放量已经超出环境容量。另外一方面，环境形势仍然相当严峻，在全球144个国家和地区“环境可持续指数”排名中，中国位居第133位。近年来我国气候条件恶化，国内频繁遭遇大范围的旱灾、洪灾、雪灾、地震等自然灾害，巨大的损失已经为中国敲响了环境危机的警钟。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导致真实的GDP大大缩水。
　　
　　3、分配差距的扩大加剧了社会结构的不稳定
　　东部地区的优先发展政策使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得到了快速增长，并带动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但是当前经济结构失衡，特别是区域经济结构失衡程度加大使得经济增长的效果没能被全社会共同享有，这会导致地区贫富悬殊扩大。当前，我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水平，并且这一指标还没有明显降低的迹象。严重的收入分配失衡和区域差距使得社会不断向贫富两极分化，削弱经济发展和改革前行的内在动力，影响改革和发展的持续性，长此以往还会加剧社会的不稳定性，甚至可能导致社会震荡和危机。
　　
　　四、结构失衡下的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思考
　　
　　中国经济“失衡并增长”已经持续多年，经济运行风险已经显现，中国经济巨轮是否能经受得起这种严峻的考验和挑战?能否在失衡矫正和快速发展间找到一个平衡点?一个关键的问题是：失衡矫正能否内生于经济的较快发展过程之中，这是值得我们高度关注的新问题。
　　
　　(一)结构失衡状态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特殊性
　　从理论上讲，最优经济增长路径应该是在保持经济总量快速增长的同时实现经济结构的优化。按照这一逻辑，“失衡并增长”的模式显然不是最优经济增长模式。长远来看，由于经济高速增长是建立在结构失衡不断累积的基础上，这种经济增长模式必然缺乏可持续性。从中国改革开放的实践来看，我国一直坚持增长优先的经济发展原则。随着经济的深入发展，这种单一政策目标必然会导致在宏观经济政策实践中，经济发展被简单的等同于GDP的数量型增长，结果是经济发展的质量与结构问题被忽视，GDP高速增长背后的结构失衡不断累积，环境成本、社会代价日益提高，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基础被严重侵蚀。然而，由于转轨经济的特殊性，中国经济结构失衡乃至其他经济社会问题的解决又都有赖于经济保持快速增长。事实上，改革开放以来综合国力的增强、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区域经济发展活力的涌现、世界影响力的扩大无一不是依赖于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
　　由此可见，一方面经济的高速增长使得结构失衡问题不断累积，而结构失衡问题累积又会削弱经济发展的可持续，另一方面结构失衡问题又只能在经济保持较快增长的过程中予以解决。基于此，在失衡的状态下保持或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是否能成为一个真命题，关键就是要处理好矫正结构失衡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矛盾，要把矫正失衡作为促进经济发展的动力，而不是制约经济发展的绊脚石。
　　现阶段处理好矫正结构失衡和保持经济较快增长的矛盾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其一，有效控制结构失衡可能诱发的高风险点。目前，要高度关注金融风险、资源环境和社会稳定三个领域的问题，尽量做到三个维度的基本平衡，要逐步控制和消化上述领域的风险；其二，从运行层面来看，要保持经济发展的正向力量不断增大，同时逐步削弱经济发展中的负向力量生成基础。如果正向力量和负向力量形成的合力是积极的，那么经济发展能保持较高的速度，经济结构会不断趋于协调和优化；反之，经济发展就不能实现可持续性。值得注意的是，正向力量和负向力量是有条件的，是不断转化的，而保持正向力量的持久性是一个需要认真研究的重要问题。
　　
　　(二)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正向和负向因素分析
　　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本质是做到动力机制和平衡机制的合理统一，动力机制是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内核，没有动力，就没有发展：平衡机制是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前提，没有平衡，动力就会发生逆转，成为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从而使发展不能持续下去。
　　1、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三维平衡”
　　经济可持续发展是以资源利用的代际公平为基础，以实现经济与资源环境、社会之间的协调发展为目标，上述三者的协调发展可称为“三维平衡”。经济的核心是金融，防范金融风险是经济发展的基本前提条件：经济与资源环境的协调，就是要做到资源的合理开发和将污染控制在环境容量之内，实现代际公平；经济与社会之间的协调主要体现在经济发展的成果做到全民共享，防止贫富差距的悬殊。因此，“三维平衡”可进一步解释为经济发展中金融稳定、代际公平和分配合理的内在统一。
　　在经济发展的现实过程中，有的因素如技术进步、制度优化等会促进可持续的发展，是一种积极的因素：而有的因素如资源过度开发、分配悬殊等会制约可持续发展，是一种消极的因素。我们把这种积极的因素和消极的因素分别称之为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向因素和负向因素，它们的合力在影响和作用着三维平衡体，正向和负向两种力量的较量中，如果正向因素占了上风，经济就能实现可持续发展；否则，经济可持续发展就难以为继。
　　2、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向因素分析
　　现阶段，影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正向因素比较多，具体反映在如下三个方面。
　　第一，经济增长仍将处于上升阶段。现阶段我国经济正处于经济增长周期的上升阶段，从经济增长的动力因素来看，决定我国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因素非但没有减弱，而且得到了进一步强化。首先，高储蓄率在短期内很难发生逆转。中国的高储蓄率不仅是支撑经济增长的内在动力，也是一种长期趋势，它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也不会因短期政策的调整而改变。其次，城市化、经济体制改革以及技术创新等因素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将进一步显现。以城市化为例，美、英、法等发达国家城市化水平从25％提高到70％，几乎都用了一个世纪的时间，我国2007年城市化水平尚只有44％，与发达国家有较大差距。随着未来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必将对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房地产、交通运输、电力等行业的发展产生极大的刺激作用，进而对经济增长产生持久不衰的拉动力量。
　　第二，市场经济体制不断健全和完善。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经济市场化程度显著提高，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为经济增长注入了前所未有的活力。正如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马蒂亚·森强调的，市场之所以重要，首先不在于它会产生有效率的结果，更重要的是它为人们提供了自由选择的机会，为企业提供了各种经济资源自由组合的选择权利。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源泉很大程度上就是来自于微观主体的这种经济自由选择权力。实际上，正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使得社会创造财富的激情被释放出来，才产生了如此高的经济增长率。当前，尽管我国商品市场化改革取得了巨大成果，但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化改革仍任重而道远。随着劳动力市场和金融市场的市场化进程的加快，又将为我国经济增长注人新的活力。
　　第三，政府宏观调控实力稳步增强。现阶段我国政府拥有较强的宏观调控能力，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其一，政府宏观调控的经验日益丰富。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的宏观调控成功地防范和控制了反复出现的经济过热和通货膨胀，抵御了东南亚金融危机，实现了经济的软着陆。近年来，我国将总量、调节和结构引导有机结合起来，及时把握宏观调控的方向、时机和力度，保证了经济快速增长。其二，国家财力显著增强，财政收入规模不断迈上新台阶，使国家有实力加大对结构失衡的治理。特别是对环境保护、三农、落后地区的财政支出的显著增加，强化了政府宏观调控的效果。其三，近几年我国外汇储备持续大幅增加，截至2007年末，国家外汇储备已高达15282亿美元。外汇储备大幅增加使得我国政府能够从容应对各种外部冲击，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大大提高。
　　3、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向因素分析
　　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向因素主要由国际负向因素和国内负向因素构成。
　　从国际环境来看，世界经济增长的不确定性仍然较强，全球性金融风险仍然存在。全球正处于经济长周期和中周期下降期的交汇点，出现经济向下波动的可能性较大。一旦世界经济陷入衰退阶段，将会造成外需大幅下滑，进而影响我国经济持续增长。不仅如此，全球范围内能源、农产品、金属矿产品等初级产品价格大幅飙升，对我国经济发展产生了较为明显的不利影响。目前，我国经济发展正处于从资源依赖型向技术创新型转变过程之中，对重要工业原材料以及能源需求的增长仍然较快，国际原材料、能源价格持续上涨不仅对我国的相关产业发展造成了不利影响，而且会进一步加剧国内的通货膨胀。此外，随着金融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以及我国金融对外开放程度的加深，国际金融危机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冲击将显著增加。
　　从内部因素来看，阻碍中国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负向因素主要是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在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是我国经济结构失衡的总根源，因而我国经济结构失衡可能在部分领域还有进一步恶化的可能。一旦某些领域结构失衡程度超过经济系统所能承受的最大边界，就可能引发经济金融危机，使得我国经济增长由繁荣周期转入衰退周期。从国际经验来看，经济金融危机的发生大都与房地产、股票市场剧烈波动密切相关。在这种情况下，当前我国需要关注的重点是房地产市场与股票市场变化可能对金融业产生的潜在冲击。另外，一些突发性的自然灾害也会对我国经济持续发展产生较大的不利冲击。特别是今年我国出现的南方雪灾、四川地震等自然灾害对我国经济发展的潜在影响不容忽视。
　　
　　(三)中国经济结构失衡状态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趋势的展望
　　未来一段时期内，中国经济将仍然会保持较快的增长速度。正如有关专家所指出的：“中国必须保持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没有较高的经济增长速度，中国就不能解决就业、财政、不良债权、社会保障和收入分配等问题。换言之，如果中国在今后若干年内不能保持强劲的经济增长势头，就不能解决那些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其政治后果将非常严重”(余永定，2006)。但由于粗放型经济增长方式短期内难以根本改变，虽然政府加强了对失衡的矫正，但某些结构性失衡问题可能会进一步加剧。
　　因此，对中国未来失衡状态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判断必须基于情景假设。从决定中国经济发展可持续性的各种因素来看，诸如经济处于上升阶段、市场机制的不断完善和政府宏观调控实力稳步增强等正向因素是确定的，其积极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而国际负向因素与国内负向因素则是不确定的，是一种潜在风险。乐观地看，由于经济快速增长的动力基础依然坚实。未来5～10年，我国经济增长仍然会保持高位运行，增速维系在8％以上是有保证的。但如果我国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不畅，资源环境、金融结构和社会稳定三个领域之一出现重大问题，都可能引发全局性的经济衰退。经济发展的可持续性将难以为继。